竹简的起源至今依然没有定论，关于它的历史，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。大多数人一直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，而甲骨也被视为最早的文字载体。竹木简牍常常被认为是晚于甲骨文的产物，然而，甲骨文虽然在殷商时期的历史记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书写媒介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曾有册字的记载，它象征着当时的竹简。正如《说文解字》所描述，象其札，一长一短，中有二编之形古文册从竹，这表明，即便在甲骨文的使用时期，竹简作为书写工具已经在当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。
当武王推翻商朝后，为了消除商朝遗留臣子的反感与怨恨，他引用了历史上类似的先例。在《尚书·多士》中有一段记载：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意思是，在商朝推翻夏朝时，就有史官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录在册和典之中，而并非仅仅使用甲骨。这段记载揭示了一个关键点，《说文解字》中提到典，大册也，意思是典指的就是大册，表明即使在西周初期，史官们已经开始使用竹简记录重大历史事件。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推测，西周的册命制度首先是将王命写在简册上，在朝廷上宣读后，再转写到铜器上。王的左右手中都有两位史官，一个负责捧着简册，另一个则是宣读册命的内容。可见，西周时期的铜器文字，往往是源自简册的文字记录。 《论语·八佾》一书中，孔子曾提到：子曰：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，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意思是，孔子能够讲述夏、商时期的礼仪，是因为他有幸见到了夏商时期的文献。孔子并未提及甲骨文，暗示他所接触的文献，大多是竹木简牍。这一事实表明，如果夏商时期仅仅依赖甲骨而不使用竹简，那么流传下来的史料应该都刻录在甲骨上，而不是在竹简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周代的史书应该会明确记载这些甲骨记录，孔子也理应有所提及。然而，直到春秋时期，孔子所见的遗留下来的夏商文献，更可能是竹木简牍，而非甲骨文。至于竹简的最早发现，尽管战国时期的竹简出土较多，但我们至今仍未在考古中找到战国之前的竹简。这或许与当时的保存技术有很大关系。竹木简牍的原材料为竹子和木材，这些草木本植物容易腐烂，因此其保存寿命远不如甲骨或青铜器。竹简的防腐技术，直到汉代才逐步完善。考古学者陈炜湛推测，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以及盗墓行为也可能导致了许多竹简的遗失。他相信，在地下仍然埋藏着大量商周时期的竹简和简册，只是尚未被发现。 竹简和竹木简牍的原材料都来自竹子和木材，属于草木本植物，因此它们的腐烂速度远快于甲骨或青铜器。竹笛的历史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。《太平御览》曾记载：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，斩而作笛，吹之作凤鸣。竹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，但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只发现了骨笛，而未曾发现竹笛。考虑到制作竹笛比骨笛简单得多，或许这也证明了竹制品的易腐性。1973年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十件骨笛如何杠杆炒股，距今约八千年，而1986年，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村遗址中也发现了16支竖吹骨笛，推测其历史已经超过八千年。 因此，竹简的遗失与保存问题，或许不仅是技术的限制，也涉及历史环境和人为因素，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可能依然在地下等待着被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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